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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叹的是，9名被告人中，有6人连自己的肾也卖掉了；更可悲的是，有人竟是因为看到网络上有关于“卖肾买苹果手机、iPad”的新闻之后，动了卖肾的念头。
半年时间内，这一团伙通过组织出卖人体器官，以每人次1.5万元至2万元的价格，从中获利16万余元。
1
利欲熏心：
从卖肾“换钱”到卖肾“赚钱”
一个年轻健康男子的肾值多少钱？黑市行价是3.5万元。
28岁的吕卿，长了一张圆脸，身材圆胖，与想象中的黑中介麻木、凶狠、大块头的样子大相径庭。他是整个团伙的组织者，外号“东哥”。
2011年，只有初中毕业的吕卿因赌博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由于找不到一份好工作还债，在听到卖肾可以换钱的消息后，他心动了。
就在那年5月，吕卿在杭州找到一个东北人，为他卖肾的事张罗。在经过体检、配型后，吕卿被人蒙上了眼睛，带到湖南省长沙市某地做手术，在一家不知是否正规的医院里，吕卿的身体上被动了一大刀。
“当时说好是4万元，但最后只拿到了3万元。”吕卿说。
回杭州租房养伤期间，吕卿和东北人一起住，这期间，东北人带他加入“组织卖肾”这一行业，通过在网络上留下手机号、QQ号等联系方式，发布收购肾源的消息，招募供体。
所谓“供体”，就是指那些愿意出卖自己肾脏的人，而愿意购买这些肾脏的人被称为“受体”。如果能成功移植一个肾脏，卖肾中介领头人就能获得1万元至2万元的收入。
2011年11月，东北人离开。因为挥霍成性，吕卿卖肾的钱很快就一分不剩。吕卿瞅准了卖肾的“生财之路”，决定自立门户，大干一场，赚上一笔。
这时一个叫向府城的人找到吕卿。向府城之前在老家和人合伙开网络工作室亏了钱，欠了债，通过网络联系上吕卿之后，以4万元的价格卖了一个肾，还掉1.7万元的外债。
这是吕卿所做卖肾中介的第一单，之后，两人开始合作招募供体。
被告人白洋是在2009年卖肾的，当时中间人承诺一个肾给9万元，但卖完肾之后，中间人只给了他1万元，说随后再给，但之后中间人人间蒸发。与此同时，白洋在QQ上加了很多关于卖肾的群，有一天白洋听说欠他钱的中介很可能在杭州，于是连夜赶来，没想到扑了个空。
由于手上没钱，他在QQ上联系了吕卿求他收留，吕卿欣然同意。为了安顿自己，赚点小钱，白洋加入了吕卿的犯罪团伙，跟了5个单，其中4个交易成功。“跟单就是怕遇上不放心的受体中介，我们这样的卖肾中介就会跟着去，带卖肾者到当地手术。”白洋说。
“为什么要做这个（组织卖肾）？”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多数被告人的回答都出奇的相似：“自己卖了以后，发现做中介更赚钱。”9名被告人中有6人都是卖了自己的肾后，加入到“卖肾车间”，半年时间，这个团伙从1人壮大到9人。
发展到后来，这个卖肾团伙有了严密的分工和流程。一般由吕卿和被告人沈佳在网上发布消息，招募供体；供体来杭州以后，由沈佳负责带他们体检、配型。
2
地下运作：
从“受害者”到“害人者”
“因为缺钱，在网上看到有人卖肾买iPad,就想到卖肾了。”这是来自黑龙江的被告人张大鹏卖肾的理由。
2012年3月，张大鹏在网上搜索卖肾的信息，通过QQ与吕卿的“卖肾车间”取得了联系。
“卖一个肾能得到3.5万元再加上患者红包，而且不需要交订金，两个月之内完成，包吃包住，自由出入。”吕卿的“卖肾车间”通过QQ承诺。
“如果到时候不想卖了呢？”张大鹏心里还是有些没底。
“要是不想卖了，会给你路费让你回去。”这回答让张大鹏感觉有了些后路，经过再三考虑，他踏上了来杭州卖肾的路途。
2013年3月，张大鹏坐火车到了杭州。吕卿将他接到了杭州一出租房内，收走了他的身份证并交代道：“做配型要1500元，我们先付。如果等了两个月还没有找到配型的患者，你可以走，但如果你提前走掉，这1500元要自己付的。我先拿走身份证。”
空荡荡的出租房里尽是高低铺，空气有些浑浊，里面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，张大鹏知道他们也同他一样都是“供体”，在等待着“被卖肾”。
在经过几天的等待后，吕卿集中安排张大鹏和其他供体一起去医院体检，项目包括血常规、尿常规、B超、胸透等。做完检查，吕卿拿出一份《有偿自愿捐献协议》，与他们签订。
“这可以证明我没有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，他们都是自愿的，也可以防止他们反悔。”吕卿在庭审中这样解释。
吃饭、睡觉、打牌，在等待配型成功的消息时，日子就这么无聊地消磨着。
一个月后，张大鹏配型成功，踏上北上的火车。“我全程都被蒙着眼睛，到了一家诊所的三楼，上了手术台，因为麻醉昏迷了，醒来时，左边的肾已经被切除了。”张大鹏似乎不愿回忆身上那条狰狞的刀疤的由来。
因为卖肾者找到合适的买家需要等待1个月至3个月，这期间吕卿会说服卖肾者加入他们的行列，让其在网上发布收购消息，并承诺找来一个供体可以给500元，体检合格再给500元，手术成功给3000元。“供体越多，来钱越快。”吕卿对他们这样说。不少卖肾者把持不住便加入了。还有一些卖肾者没有配上型，便跟着吕卿跟单、打杂，负责把卖肾者送到受体中介。
身上那条刀疤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加入卖肾团伙的“投名状”，众多的供体渐渐组成了一张层层发散的害人之网，形成了一条集发布消息、招募供体、组织体检配型、跟单、摘除肾脏于一体的“一条龙”服务链，仅半年时间，就有10余名供体经介绍卖肾成功，该卖肾团伙获得中介费16.1万元。
2013年5月14日至18日，腾讯拍客“山姆哥”接到一卖肾者家属的求助，以卖肾者身份卧底该团伙，用照片和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接头、体检、配型全过程。后来，其成功脱身后报了警。
5月底，当警方冲进出租房时，20多个“供体”一脸的莫名其妙。这些供体年龄在19岁至25岁之间，来自浙江、江苏、广东、湖南、新疆、云南、山西等地。
由于卖肾团伙东窗事发，有些人没有成功卖肾，还有的人卖了肾却没有拿到钱。
3
一笔糊涂账：
从“年华正好”到“阶下之囚”
9名被告人中，有2人为70后，7人为85后，其中年纪最小的两个出生于1991年。
卖肾的原因包括要还外债、坐过牢找不到好工作、家里人生病急需钱、家里没钱又不想打工，这些听上去似乎有理，其实很荒唐。他们都处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，却选择了一条荒唐的人生路。
卖一个肾，卖肾者可以得到3.5万元，而需要换肾的病人要为这个“成本”3.5万元的肾支付20万元至50万元。并且不是每个卖肾者都能拿到3.5万元，因为等待配型需要1个月到3个月，有些急需用钱还债的卖肾者等不及做配型，直接联系同样着急的患者，只需血型相同便做肾脏移植，他们只能得到2万元，巨额的利益都流入到非法中介的手中。而且，卖肾者在卖肾之后还要担负起自身康复所需要的一切医疗费、营养费，除去这笔近1万元的开支，他们的个人卖肾所得寥寥无几。
但与此相伴的，是身体状况的大不如前，付出的是一生的代价。
“卖肾之后做不了重体力活了。”
“总觉得身子发虚，出虚汗，空落落的。”
“感觉使不上劲，容易疲劳。”
“抵抗力不好，经常头晕。”
庭审中，被告人这样描述肾割去后的身体状况。而且这类手术是被我国法律禁止的，不可能在各大医疗机构内进行，都是在一些地下的小诊所或者非常偏僻的地方实施手术，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安全和医疗保障，在此过程中是否又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伤害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这些人事先为何对卖肾没有恐惧？记者调查发现，一是网络上关于卖肾对身体没有多大影响的帖子很多，给他们误导；二是介绍卖肾的人很多像吕卿、沈佳这样，传销式地发展下家，而下家粗粗一看上家身体没问题，也就无所谓了；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这些卖肾的人大都好逸恶劳。
“我不懂法，要是懂法，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！”当问及卖肾赚了多少钱时，吕卿很激动，“这个成本高，我根本没赚钱，还欠了十几万元。”吕卿掩面大哭。先是为了区区几万元走上卖肾之路，接着为了可观的中介费用走上犯罪道路，吕卿和他的团伙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葬送了自己的人生。
2013年年初，江干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人体器官移植涉及供体、受体、双方亲属、中介者及社会多种利益的交叉和冲突，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这一“产业链”各个阶段的行为不仅违反社会伦理观念，且严重损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和健康权，对社会管理秩序危害极大。
法院查明，被告人吕卿为牟利，自2011年11月起在互联网上发布长期收购肾源的信息，招募自愿出卖肾脏的人员，通过安排体检、配型、肾脏摘除手术，至2012年5月28日案发时，已组织10余名供体摘除了肾脏并出卖。其余8名被告人先后参与其中，分别为被告人吕卿招募、管理供体、跟随手术及接送等。9名被告人结伙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，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十年不等，并处相应罚金，且没收违法所得。
而对于那份《有偿自愿捐献协议》，承办该案的沈法官解释道：“虽然卖肾者是自愿的，但其行为本身不是捐献，而是非法买卖。2012年12月，天津市通过了《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》，这是中国首部单独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，在这个条例的总则部分，明确表述捐献人体器官倡导的是以挽救生命为目的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是为了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。而本案所述的卖方及中介都是为了获取非法的财产利益，而不是以积极挽救他人的生命或恢复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，所以法院认为，吕卿等人让供体签署所谓的自愿捐献协议，只是企图掩盖自己犯罪行为或减轻责任的一种手段。”
手记
悲剧背后的缺失
《孝经》开篇提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一群年轻人为了区区3.5万元，如此“义无反顾”地卖掉了自己的一颗肾脏，着实令人叹惋。
2007年国务院颁布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规定：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，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。”之后，刑法又以修正案的形式再次进行专门规定，在故意伤害罪的条文后，新设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，主要是由于其是整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利益链条的关键节点，该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国家对人体器官移植规范的正常秩序，严重损害他人身体健康，侵犯他人基本人权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，必须予以严厉打击。
承办该案的沈法官说：“本案中的卖肾者大多为80后、90后，对于摘除肾脏的危害没有准确的认知。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年轻，摘除一个肾脏不会有大碍，一方面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”
而这还是在年轻时候，年老后是否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？我们不得而知。这些出卖肾脏的都是年轻小伙子，都是壮劳力，凭自己的双手赚取两三万元其实并不难，如果选择另一种出路，他们的人生会大不一样，但现在与之相伴的却是长长的刀疤和一生的痛苦。
应该看到的是，据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每年约有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，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，但能开展移植手术的仅有约1万例。大量的病患者，都是在苦等供体的煎熬中痛苦离世。正是这种严重的供给不足，才滋生了人体器官贩卖的地下链条，在全国器官黑市交易网络中，形成了专业的两端：卖肾网络（供体中介）和买肾网络（患者中介）。
事实上，这9名被告人中的6人也是黑色链条中的受害者，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健康所表现出来的无知和冷漠，以及扭曲的生命观和价值观，酿成了这场悲剧。
而现在应该是梦醒的时刻，尤其对那些想卖肾的人而言。
编后余思
卖肾买“苹果”拷问社会价值
晴 秋
杭州9人“地下卖肾团伙”案件已经落下帷幕。可叹的是，这9名组织卖肾的被告人中，有6人卖掉了自己的肾；更可悲的是，这些年轻人卖肾的理由：有的是为了还赌债，有的是因为坐过牢不好找工作，更有甚者，是因为看到网络上有关于“卖肾买苹果手机”的新闻之后，动了卖肾的念头。这些理由真让人惊愕莫名！
当前，市场规则无孔不入，背后的价值沦丧却悄然掩藏。相互攀比、虚荣膨胀、享乐至上席卷而来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，如何重新定义人生价值，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无法回避的困惑。当“拥有金钱就拥有一切”成为社会价值追求的终极密码，尊严、身体、灵魂，这一切都可以折价变现，这时，“卖肾买iPhone”便不再是一句过度消费的戏言。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，即便到了现代社会，保持身体乃至器官完整，仍然是个体生命尊严的最基本价值旨归。也因此，任何一种对身体器官的戕害，哪怕是一种自愿的出卖，都将引发巨大的道德、法律乃至生命伦理争议。这就是器官买卖从“骗肾”到“主动卖肾”，都始终引发巨大争议的根本原因。
人们疑惑，人的身体究竟可以商品化到何种程度，以至于为了一部手机，就可以轻易出卖自己的器官？某种程度而言，人当然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，但前提必须是，不伤害他人以及不触碰身体尊严底线。一个身体完全健全，且有能力建立正常生活的人，如果只是为了物质上的攀比，为了一个不那么紧急的缺钱事宜，甚至仅仅是为了面子，就轻易出卖自己的身体，这实际上是一种灵魂的病态和精神的缺失。
事实上，大多数主动卖肾的人事后也后悔了：“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，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找份工作，踏踏实实干几个月，也能挣个一两万。”
过分沉溺于物质享受，并将之奉为成功标志、幸福准尺，只会导致尊严沦丧、耻感沦落甚至百无禁忌。极端的结果，便是为买iPhone就轻易卖掉肾脏并且不以为意。社会当然应该对此重树生命伦理教育，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器官捐助文化，但怎样拨开弥漫于世的“金钱至上”迷雾，恐怕更是卖肾买iPhone背后不容回避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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